【诗词原文】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题解】
诗题一作《草》。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诗题前一般冠以“赋得”，类似咏物诗的“咏”。
这首诗是白居易第一次赴长安应考的习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据唐张固《幽闲鼓吹》和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白居易一到长安，就带着诗作去拜谒顾况，以求赏识。顾况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诗人，宰相李泌的挚友，当时任著作郎，掌撰碑志、祝文、祭文。拜访他的人极多，能得到他赞赏的却很少。起初，顾况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很不以为然，见他姓名中有“居易”二字，便调侃说：“长安米贵，居住不易呀！”但等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前两联时，不禁大为赞赏，随即改口说：“居亦容易！”这是一则广为流传的逸话，未必属实，但此诗在当时即为人们传诵，则是事实。
【句解】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古原上的草啊，一丛接着一丛，一年有一度枯萎也有一度繁荣。开篇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茂密繁盛的样子，这里形容草遍地都是。“一岁一枯荣”，道出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不已的生长规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野火燎原，枯草成灰，却怎么也烧不尽；春风吹拂，小草复生，大地又是一片绿色。清代田雯《古欢堂集》卷十八说：“刘孝绰妹诗：‘落花扫更合，丛兰摘复生。’孟浩然‘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此联岂出自刘欤？白乐天咏原上草送客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之意，分为两句，风致亦自不减。古人作诗，皆有所本，而脱化无穷，非蹈袭也。”白诗此联一写枯，一写荣，描绘出一幅生生不息的图景。语意简洁流畅，对仗自然巧妙，蕴含着发人深省的哲理，为千古名句。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春风习习，蔓延的芳草，掩没了通向远方的古道；晴日照耀，翠色一片，连接着荒芜的城池。“古道”、“荒城”紧扣题面“古原”，与命题作诗要求极恰切。这两个词蕴含着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有静止、凝重的气氛；“远芳”、“晴翠”与之形成对照，生存竞争力之强由此可见。一个“侵”字，一个“接”字，以铺叙的手法，进一步渲染了春草的无限生机。
充满诗情画意、富有生命力的春草，与“古道”、“荒城”结合起来，不仅意境别致，而且为尾联的送别提供了环境。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又要送你远去，繁盛的青草仿佛也充满了离情别意。尾联关合全篇，结清题意，点出送别之意。“王孙”，公子王孙，此指所送之人。“萋萋”，指青草繁盛纷乱的样子。《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游子。这里变其意而用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平添送别的愁情。
【评解】
这是一曲野草颂，更是一曲生命颂。“草”，作为中心词，构成全诗意境的主体意象。全诗借景写情，蕴意深刻，刻画形象生动，用语自然流畅，意境浑然完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一定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情，语语有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在“赋得体”中，为千古绝唱。按“赋得体”的标准，此诗的结构也堪称严谨妥当：前四句写“原上草”，后四句写“古道送别”。然而，此诗佳处，远不止于此。其为名作，实因意胜，即赞美一种顽强向上的生命精神。
有人说此诗别有寓意，是喻小人去之不尽，或者是喻世道治乱循环等。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附会。这首诗正如清代屈复编选的《唐诗成法》所云：“不必定有深意，一种宽然有余气象，便不同啾啾细声，此大小家之别。”
【诗人名片】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因曾官居太子少傅，又称“白傅”。他死后被谥为“文”，后世也称他为“白文公”。白居易自称是秦朝大将白起的后裔。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故写诗作文署名时，往往自称“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曾祖父时期，举家迁居到下邽（今陕西渭南）。据白居易讲，他的祖父白锽“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在白锽任官河南时，白家寄居在郑州新郑（今属河南）。白居易就出生在这里。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明经出身，先后做过彭城县令、徐州和襄州别驾。白季庚四十一岁结婚，夫人陈氏善良贤惠，颇有见识。白居易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弟弟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是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
白居易从小聪颖过人。六七个月大时，乳母指着“之”、“无”二字读给他听，他口未能言，但心已默识，以后无论谁让他指认，他都能明辨无误。三岁时，母亲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五六岁时，他开始学作诗，九岁时已懂得声韵。母亲对他兄弟几人的学业要求很严，但态度和蔼。白居易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里回忆说：“及别驾府君（即父亲白季庚）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篦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因避藩镇动乱，随父亲任所变动，辗转于江南符离、襄阳等地。十五六岁时，他知道可以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苦节读书”。二十岁前后，“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他终于通过宣州府的乡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第一次到首都长安。第二年正月，他向给事中陈京写了一封信，同时献上杂文二十首、诗一百首，以求赏识。这是唐代所谓“行卷”的习尚。白居易在信中说，自己“上无朝廷附离之援”，这并非空言。好在是金子终将发光，贞元十六年二月，白居易一举登进士第（第四名），是登第十七人中最年少的。不过，和唐代其他知名的文人相比，是比较迟的。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再登书判拔萃科（第三等），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为朝廷校勘和整理图书典籍，从此踏上仕途。这年三月，他结识了后来“海内声华并在身”的元稹，从此成为“谊同金石，爱等弟兄”的莫逆之交。白居易后来回忆说：“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他们以相近的平易流畅诗风，共同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元白诗派”。
因为制举考试是皇帝下诏甚至亲临主持以选拔人才的特殊科目，名望较高，加之登科后不但可以立即授官，升迁较快，而且还能授以所谓美职、清要之官。于是，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辞去校书郎的职务，和元稹相约，共同应制举。元、白二人退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时事，在如切如磋的备考中，彼此交谊进一步加深。白居易在此期间撰写的《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元稹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中第三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一名，因为唐代制科照例无第一等、第二等。白居易则因为对策语直，屈居第四等，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二等。登科后，白居易被授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元和二年秋，白居易被朝廷调任为进士考官。考试完毕后，又被添补为集贤院校理。同年十一月五日，他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五首，六日正式充任翰林学士。这是白居易仕途生涯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任职。
元和三年（808）四月，白居易被任为制策考官。四月二十八日，迁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元和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要。这段时间，白居易的政治热情很高，经常上书朝廷，直陈时弊，如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等等，可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他还写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大量讽谕诗，进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元稹、白居易以及李绅，以新乐府诗歌为轴心，初步形成了倾向、内容乃至风格相近的创作群体。后人为表彰其成就和意义，称之为一场“运动”，即“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卸任拾遗，政治境遇上的进退影响到他们思想上的转变，因而新乐府创作作为一场“运动”，很快就趋于消歇了。
元和六年至十年，白居易因丁母忧回乡，服除回朝后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属官，负责陪侍太子读书，讽谏太子过失）。
白居易心态的转变，在元和七年（812）他刚过不惑之年、退居渭上前后的诗作中，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其中闲适诗《适意二首》的自白最有代表性：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害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就元白新乐府创作来说，元和五年已是一个过渡。尽管此后元稹有《古题乐府》，仍继承着新乐府创作的精神，但就元白诗派的主要创作方向而言，已从元和五年开始转变到“元和体”了，至于对这一“运动”在理论上予以系统总结，则又要等到白居易元和十年（815）所写的《与元九书》。
元和十年六月，两河的藩镇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了当时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时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第一个做出快速反应，他上疏请求限期严缉凶手。不料，当朝宰相韦贯之等以白居易身为东宫官，却先于台谏“越职言事”，不免嫌恶。一些素来对白居易没有好感的人又趁机诬告说，白居易的母亲是因为看花坠井而死，他还作《赏花》及《新井》诗，其行为有伤名教。于是，当年八月，奏贬白居易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说白居易不宜任地方长官，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打击实在是很沉重，成为白居易一生的重要分界线。从此他由“志在兼济”，迅速而全面地转为“独善其身”，决心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未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开始多起来；前期那种现实感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仕途有了转机。他一方面率州民西涧植柳，东坡种果，深得百姓拥戴；另一方面则继续采取明哲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元和十五年，他被召还长安，拜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迁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此时，朝中朋党倾轧，国事日非。为避免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长庆二年（822），白居易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浚城中的六口井，以利饮用；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塘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还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白居易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在任满离苏州时，郡中父老涕泣相送十里。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白居易改任秘书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又回到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刑部侍郎（司法部门的副长官）。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他深感年老体衰、宦途多险，决意彻底引退。大和三年春，他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今属河南），从此长别帝都长安。在洛阳，他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中隐”生活，既稳保富贵，又远祸全身。这一时期，“诗豪”刘禹锡成为白居易在元稹逝世后的新诗友。二人“朝觞夕咏”，相互唱和，时称“刘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以刑部尚书退休。
会昌四年，白居易四处游说，筹募资金，开凿龙门八节险滩，为他人生旅途上留下灿烂的一笔：“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之一）
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七十五岁的诗坛巨星殒落了。遵其遗嘱，家人将他葬在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琵琶峰顶。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墓志。白居易去世后，从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常到他墓前洒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在唐代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各体兼善，取材广泛，加之精励刻苦，文学活动持续时间长，作品数量之多，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去世前一年所作《白氏集后记》中说：“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散文七百五十余篇，诗歌二千八百三十余首。
白居易文集中，除“檄”外，当时的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这十六种文学体式皆有收录。宋初所编《文苑英华》中有三十八种文体分类，竟录有白居易的二十五类作品，这是绝无仅有的。白居易在各种文体中都能大展身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作为文人官僚，有大量执笔公案文牍的机会。
在质量上，白居易也堪称大家。他不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很高，而且对后代文坛的影响也很大。晚唐批评家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称他为“广大教化主”，可谓恰如其分。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人格范式。诗品出于人品，故“广大”首先指诗歌创作主体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的“广大”性。白居易前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后期乐天知命，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加以实践、发挥和改造，成为后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思想财富。
第二，诗歌表现领域的开掘和扩展。正如明江进之《雪涛小书》“诗评·评唐”中所说：白居易诗“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启边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
第三，诗歌风格平易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广远的社会价值。白诗在当时就广泛流传于宫廷和民间，还远播朝鲜、日本、越南、暹罗（泰国）。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诗歌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第四，诗歌体貌与手法的多样性。关于这一点，长庆四年（842）元稹为《白氏长庆集》作序时，就曾指出：“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白居易还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位自己编集作品的诗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诗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题材和主题多有重叠，从情感类型上看不出太大的差别，也许分类的着眼点不在题材或主题，而在于阅读对象。闲适诗是那些流播于世的场面话，而感伤诗则是写给亲友知己的私房话。对白居易而言，没有不可以入诗的题材，也没有不可以表达的内容，诗歌已经成了他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举凡官职迁转、人事升沉、生老病死、种植营造，一切都可在诗中津津乐道。在无限多样的表达中，诗歌的表意和叙述能力，无形中得到扩张。他的诗与韩愈的古诗一道，强化了“以文为诗”的特征，对宋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过于频繁的写作和取材的无所限制，容易导致庸常和琐屑。但从另一方面看，白居易诗的这一特点，却在不经意中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新局面，打破了固有的美学意识。其背后跃动着的，是奔放的求变之心。这恐怕已经不是诗歌趣味的问题，应该说是诗歌的功能发生了转移。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诗人的写作主要是感发情兴，那么白居易的写作主要就是着眼于生活的记录。每过若干年，他就将作品整理一番，编订成集，这成为白居易回顾和总结平生经历的契机。其内容丰富的文集，就仿佛是一部详细的回忆录，记录着他的一生。这也正是“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为）人才绝”（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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