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原文】
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题解】
诗题“山中送别”，顾名思义，写的是诗人于山中送别友人。一般认为，此诗作于王维隐居辋川期间。
送别诗一般都侧重写送别的过程，如送别时的景色、宴饮，送别时的殷殷话别、依依不舍，等等。而这首诗另辟蹊径，直接从送别之后写起。
【句解】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诗人在自己隐居的山中送别了友人，太阳西落时，他掩上柴门。
诗歌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如此平淡，难道这场送别对诗人来说只是例行公事一般？
第二句又一下从白天送走友人，跳跃到傍晚关上柴门。在这段时间内，诗人做了什么、想过什么，诗里都没有说。诗人的内心，真的那么平静，没有生起一丝波澜？
有过离别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依依不舍，但离别后的独处，才更令人黯然神伤。此时，独自一人的追怀、遥想，反复的体味、咀嚼，都使那份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变得更加浓重，更加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必定是千头万绪的。可是，诗人只轻轻描写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太阳西落，掩门闭户，这只是一个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动作，但却已经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掩门之前，诗人是不是一直在思念友人？他是怎样打发漫漫白日的？白天终究还是相对热闹的，在继日暮而来的黑夜里，在周围一切都安静下来之后，诗人又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
原来，诗人所有的不提不说，并不意味着是以平淡或者冷淡对待这场送别。送别虽罢，离情未罢，思念未罢，反而愈发沉重、绵长，无法排遣。“日暮掩柴扉”，是因为友人离去，孤寂无聊，再也没有往日“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那样的闲情逸致，也无心再去欣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山中晚景。独自掩门，无非是想让自己平静下来，静静地怀想，静静地沉思。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待到明年春天，青草就绿了，你还回来不回来呢？这是诗人掩门后的所思所想。《楚辞·招隐士》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感叹游子久去不归。诗人化用此句，可见直到日暮，他仍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已盼友人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
“王孙归不归”，本应是相别之际询问友人的话，却成了诗人独自思忖之辞。他对友人的深深思念，对早日重聚的急切期待，都包含在这一句问话中。诗人默默自问，却无法自答。
明人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将此诗解为：“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友人之归期难必。”春草必定一年一绿，而友人的归来与否，却还有无数的未知和悬疑。想到这些，诗人大概要彻夜难眠了。
【评解】
王维五绝，极善于选取一种独特的情景片断，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传情达意。此诗即为很好的代表。诗写送别，却并不直接写离别情态，而是将笔触直接伸向别后，以别后情景反衬惜别之意，构思非常巧妙。
全诗明白如话，看似平淡，却余味悠长，令人低回想象于无穷。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与别后的无尽思念，不著半字，却见于言外，深厚、真挚，令人神远。
【诗人名片】
王维简介
王维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盛唐时代。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他的生卒时间一直存在异说。为大多数人采纳的说法是，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白同年，卒于肃宗上元二年（761），终年六十一岁。
关于王维的出生地，也有争议。一说他原为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后移家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县）；一说他祖籍太原祁县，出生于蒲州。可以肯定的是，王维是山西人。
王维生于官宦世家。虽然父亲早丧，家世衰落，但他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九岁时即能吟诗作文。十五岁时，少年王维来到长安谋求功名，并常来往于长安和洛阳之间。
从家乡来到繁华的帝都，经历从未经历的异乡行游，见到从未见过的风光人物，他诗兴大发。他写长安的游侠少年，写功高无赏的老将军，写建功报国的理想，写客居异地的乡思……这些充满着青春激情和浪漫气息的诗篇，显示着一个少年的非凡才情。
少年王维的诗名迅速传扬。《旧唐书》记载了他所受到的礼遇：“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开元九年（721），王维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
关于王维的应举，《集异记》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逸事：这一年春天，王维在岐王李范的带领下来见公主。这是怎样的一个少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他弹抚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引得公主对他另眼相看。当他咏诵自己的诗作时，公主大惊，想不到一直被自己以为是古篇的佳作皆出于这个少年之手！于是，公主推荐二十一岁的王维做了进士解头。
这段逸事不被正史记载，未必属实。但中进士后的王维做的第一个官确实与音乐有关——太乐丞，负责管理国家的音乐舞蹈事务。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在唐朝，考取进士并不容易，以至于五十岁的进士都算是年少的。此时的王维刚刚二十出头，青春得志，意气风发。
然而，初入仕途的王维便碰了钉子。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他受牵连被贬。开元九年秋，王维离开长安，前往济州任司仓参军，一个看管粮仓的小官。
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他的生活孤寂无聊，但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是吸引了他。他常在济州附近游览，并和当地的隐者贤士来往，和他们吟诗唱和。
开元十四年（726）春，王维辞去司仓参军之职，离开济州。旅途中，他被淇上的田园风光吸引，在此间住了两年。
也许是忍受不了隐居的寂寞，开元十七年（729），王维回到长安闲居。此次重返长安，他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之前来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当孟返回襄阳时，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意思是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话，是因为王维自己仕途、人生的不如意：年少高中，以为从此可大展宏图，却遭贬谪；正当青春年华，却赋闲在家，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开元十九年（731），王维的妻子去世，当时王维仅三十一岁。这之后，他不复续娶，独自一人度过了余生。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上台执政，王维已经冷却的政治热情又重新燃烧了起来。一年之后的秋天，他从长安赴东都洛阳，写诗给张九龄，赞誉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并大胆地自荐：“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但是，王维对自己是否能得到张九龄的任用还心存疑虑。于是，在向张九龄献诗之后，他立刻前往嵩山隐居。嵩山地近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
幸运再次降临，张九龄欣然接纳了他。开元二十三年（735），在张九龄荐举下，王维离开嵩山，到东都洛阳任右拾遗，为当政者提供建议。第二年随玄宗返回长安，仍任右拾遗。
然而，历史很快又转换了方向。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掌握了朝政。昔日得到张九龄重用的官员有的贬，有的死。在这场混乱中，王维的官职却反倒得到升迁，于这年秋天迁河西节度府，任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他保住了性命，却再次被逐出权力中心长安。
经历再一次沉重的打击，心情怎样，王维没有多说。在边塞，他似乎反倒有种兴致高涨的感觉。一望无际的大漠、奇异瑰丽的风光吸引了他，还有边疆军旅生活，也重新温热了他年少时的一腔热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灵感就这样来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留下了三十多首边塞诗。
开元二十六年（738）夏，三十八岁的王维重新回到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两年后，升殿中侍御史。这一年冬天，他南下出了一趟差：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主持岭南当地的官吏选拔。
途经襄阳时，王维兴冲冲地前去探访好友孟浩然。得到的消息却是孟浩然已经去世了，王维不由痛哭流涕。孟浩然比王维年长十二岁，二人不仅友情深挚，诗歌创作亦有诸多相近之处。后人将他们合称为“王孟”，并列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开元二十七年（739）春，王维自岭南归长安，下半年开始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隐居。
约在天宝三年（744），王维购得了原属初唐诗人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别墅。经过一番修缮，辋川山庄成了王维远离世事、怡山乐水的清静之所。青松明月，白石清泉，古木衰柳，飞鸟夕岚，所有的一切让他陶醉痴迷。自此以后，他经常和好友裴迪一起，在这里优哉游哉，赏景赋诗。
之后，王维历任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他不愿同流合污，但又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彻底地归隐山林，于是便以这种半官半隐的方式，在混浊的官场中保有心灵的自由。
天宝九年（750），五十岁的王维失去了母亲崔氏，此后两年时间在辋川丁忧守丧。崔氏信佛，师事一代名僧大照禅师三十余年，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对王维影响甚深。这从王维的名字中亦可看出。王维名维，字摩诘，名、字连读便是“维摩诘”。佛经中有一部《维摩诘所说经》，其中的维摩诘，通达甚深般若智慧，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
丁忧服满后，王维出任吏部郎中，后任文部郎中、给事中。公余闲暇，他依然时时回到辋川，徜徉于山水田园间。
宋代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评王维“秋水芙蕖，倚风自笑”，可说是对辋川时期的王维最形象、最贴切的赞美——秋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清丽脱俗，天然美好，迎风而笑，风姿神韵，令人神往。而这一时期，也是王维诗歌创作的最高峰。《辋川集》等一系列诗作，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标志：自魏晋而兴的山水田园诗，在王维那里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显著的提高。
尽管王维志在山水，且醉心佛学，以避世事，但他不在世外，世人的纷扰他终究逃避不了。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反，彻底改变大唐命运的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安禄山带兵打进长安城。唐玄宗带着他的爱妃、儿孙仓皇出逃。王维扈从不及，为贼所获，虽假装生病，仍被囚禁到洛阳菩提寺。在刀剑的逼迫下，王维接受了给事中的伪职。
这一件事，令王维自己深以为耻，也让他备受后人指责。崇尚理学的宋朝人甚至认为王维人品不好，连他的诗也不要看了。而同样被叛军抓获却幸运逃脱的唐代诗人杜甫却更能理解王维，他写诗为之辩白：“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杜甫将王维比作南北朝时出使到北方被迫为官的庾信，说他们都是迫不得已而不是主动投降。
事实也确如杜甫所言。有王维《凝碧池》诗为证：“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安禄山占领长安后，在凝碧池大宴群臣，叫来唐玄宗的梨园子弟奏乐助兴。乐工雷海青忍不住内心愤慨，在演奏中摔碎乐器，向着玄宗的方向恸哭，结果被安禄山残杀。裴迪将此消息告诉了囚于菩提寺中的王维，王维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这首诗，从中可见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也正是这首诗，使王维在后来保得一命。至德二年（757），唐军先后收复长安、洛阳，王维和其他投降安禄山的官员被抓了起来。由于唐肃宗读过《凝碧池》，知道王维还是站在大唐一边，加之王维的弟弟王缙愿以自己的官位赎其兄之罪，王维得到赦免。
至德三年（758）春，王维复官，官职是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很快又升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入秋，再次被任命为给事中。上元元年（760），六十岁的王维任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得到的最高官位，人们因此又称他“王右丞”。
赦免之后，王维的官职一升再升，当时的诗人贾至、岑参、杜甫等多与他互相唱和，更有炙手可热的权臣严武与之往来。在常人看来，此时的王维仕途通达，人生得意，可实际上王维的政治热情早已消失殆尽，反而更加专注于佛学，自言“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晚年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上元二年（761）春，王维弟弟王缙蜀州刺史的任期结束，却没有被朝廷召回。王维上表，希望削掉自己的官职，放归田里，换得王缙回京师。王氏兄弟手足情深，可见一斑。就在这年七月，王维病逝。《旧唐书》记载：“（维）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
王维逝后被埋葬在生前最喜欢的辋川山庄中，从此与明月清风、松林山泉相伴长眠。
到唐代宗时，代宗非常喜欢王维的诗，赞王维为“天下文宗”，并令王缙将其作品整理成集。这就是流传下来的《王右丞集》，其中收录了王维的四百余篇诗歌。
盛唐时代，诗歌已众体皆备。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论五、七古以王维为名家，五、七律和五绝以王维为正宗，七绝以王维为羽翼。事实上，王维所写的六言诗、杂言体乐府和楚辞体等，也莫不具有深厚的造诣。但影响最大、今存数量最多的，还是王维的五言诗，人们称其为“五言宗匠”。
王维诗歌的风格、情调，前后期有明显的不同。前期诗篇多充满豪情，富于进取，情调慷慨激昂。后期则多转向山水田园，表达闲情逸致或佛家禅理。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清淡而不单薄、自然而不粗陋，言有尽而意无穷，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云：“唐之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时比肩者如孟襄阳、韦苏州、柳柳州，未能或之先也。孟格清而薄，韦体澹而平，柳质幽而激，惟右丞通于禅理，故语无背触，甜彻中边，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于沉实也，果之于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于离即之间，骤然去之而不可得，盖空诸所有，而独契其宗。”
王维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与他的“博学多艺”息息相关。他精通音乐，曾为太乐丞；书法上兼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曾自负地说自己“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后人亦奉其为南宗画派之祖。
在绘画、音乐等方面所具有的深厚艺术素养，使王维比一般人更能精确、细致地捕捉到自然界的美和千变万化，在诗歌中也更讲究构图布局、设辞着色，更注意诗歌音调的和谐，从而形成了“诗中有画”、“诗中有乐”的独特风格。正是在诗情、画意、乐韵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王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后世多尊王维为“诗佛”，与李白“诗仙”、杜甫“诗圣”并列。受母亲影响，王维很早就开始信奉佛教。终其一生，对佛学尤其是禅宗禅法，修习践行，有着很深的领会。王维喜与僧人交游，见于他诗文之中的就有道光禅师、璿上人、道一禅师、瑗公上人、神会禅师等十余位。由于倾心南宗禅法，王维还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王维本人也成为唐代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宣扬南宗学说的人。
诚如金人元好问所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王维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禅学思想的熏陶。
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它要求人们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是一位禅者，他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的一切，所以能用安静从容的闲适心情，去观照大自然中万物的动、静、生、息，沉潜到自然的幽深之处，从而看到了浮躁的世人容易忽视的细微生灵以及难以觉察的微妙变幻。他喜欢写空山的寂静幽美、写山花的自开自落、写山林的月光日影，他喜欢用“静”、“远”、“闲”一类字样，还有“禅”、“寂”、“空”等佛家用语，这些都使他的诗有一种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静美之形、澄明之态、寂悦之相。
而禅宗的一些修持方法，又和中国诗歌有着相通之处。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强调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所以宋代文论家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王维参禅有得，自然对“妙悟”这种把握世界的方法深有体会，而将之融于诗歌，便造就了其生于象外、入于诗心，诗境与禅境合一的独到境界。
在唐开元、天宝时代，王维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诗人，李白、杜甫都不及他。天宝末年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列王维为盛唐诗人之首，却不提李白。直到贞元、元和时，李、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高于王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无论如何，王维的诗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中自成一派，影响久远。现代学者闻一多便曾说：“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换言之，不读王维，就难以彻见中国诗歌艺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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