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古诗

诗人名片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因曾任太子少傅之职而白被称为“白傅”，又因死后谥号“文”而被后世称为“白文公”。白居易祖籍太原（今属山西省），因此创作诗文时经常署名“太原白居易”。

白居易一家在他曾祖父时迁到了今陕西渭南一带。白居易的祖父“幼好学，善属文，尤工五言诗，有集十卷”（白居易语），曾在河南任职，阎家寄居在今河南新郑一带，白居易就出生在这里。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历任彭城县令、徐州和襄州别驾，四十一岁时娶了善良贤惠、颇有见识的陈氏为妻。白居易兄弟共四人，弟弟白行简官至主客郎中，亦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

白居易天赋过人，六七个月大时，尚未能言，却已将乳母指着读给他听的“之”、“无”二字牢记于心，此后旁人要他指认，他竟能明辨无误。三岁时，白居易开始由母亲陈氏手把手地教导着学习写字；五六岁时即开始学习写诗；九岁时已通音韵。白居易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写道：“及别驾府君（即白季庚）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循循善诱，未尝以一篦一杖加之。十余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一生感念对自己兄弟几人的学业严格要求而又慈爱有加的母亲。

白居易少年时适逢藩镇动乱，父亲白季庚任所屡变，白居易也就随之辗转于江南各地。十五六岁时，白居易为了考取进士而“苦节读书”；二十岁左右时更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后总算是通过了宣州府的乡试。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来到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第二年正月，他依照唐代“行卷”的习尚，给给事中陈京写了一封信，并附有二十篇杂文和一百首诗，希望陈京能够赏识他这个“上无朝廷附离之援”（白居易在信中对自己的描述）的年轻人。就在这一年，白居易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了进士。他是一同登第的十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却是唐代知名文人中考中进士比较晚的一个。

贞元十九年（803），白居易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负责图书典籍校勘和整理。同年，白居易结识了“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谊同金石，爱等弟兄”的莫逆之交——元稹。此后二人“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胶漆，未足为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共同开创了一个诗风平易流畅的诗歌流派，将以二人姓氏命名的“元白诗派”永远地镌刻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史册之上。

当时，除了乡试、书判拔萃科等选拔人才的考试之外，还有一门皇帝亲自主持的特殊考试——制举考试。制举考试较其他考试影响更大，登科后可以立即获得朝廷的委任，而且被委任的多为美职、要职，也更易得到升迁。于是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辞去了校书郎的职务，和元稹一同退居华阳观，用数月的时间闭门揣摩时事，为参加制举考试做准备。其间白居易撰写了《策林》七十五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社会问题，都提出了应对方案。

同年，白居易与元稹双双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中折桂，元稹中第三等（该科考试无第一等、第二等，故第三等实际上也就是第一等），白居易则因对策语直而位列第四等。此后，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元和二年秋，被调任为进士考官，考试结束后，又补集贤院校理。不久，白居易又被正式任命为翰林学士——这是他仕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次年，白居易相继被任命为制策考官、左拾遗，仍为翰林学士；元和五年，又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充翰林学士，负责草拟诏书，参与国家机要事务的谋划。这一时期，白居易“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奏请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展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

同时，白居易也进入了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著名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讽喻诗都创作于这一时期。他和元稹、李绅也形成了以新乐府诗为轴心，作品内容、风格、思想倾向都相近的创作群体，发起了后人所称的“新乐府运动”。然而随着元和五年白居易卸任左拾遗之职，元稹被贬江陵，新乐府运动很快趋于消歇了。

元和五年以后，虽然仍有元稹的《古题乐府》等作品继承着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但是从理论上对新乐府运动进行系统的总结，还需等到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创作的《与元九书》问世后，此时元白诗派主要的创作方向已经开始向“元和体”转变了。

元和六年至十年，白居易回乡为母亲守孝，其后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负责陪侍太子读书，并讽谏太子的过失。在此期间，尤其是元和七年前后，他刚过不惑之年时所作的诗，充分地展现了他心态上的转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适意》二首：

“十年为旅客，常有饥寒愁。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羞。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害亦无忧。终日一蔬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夜酌醉即休。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予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元和十年夏，藩镇叛乱，力主讨伐藩镇的宰相武元衡遭暗杀。白居易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第一个上疏请求限期彻查，缉拿凶手，却被宰相韦贯之等诬以“越职言事”的罪名。与白居易素有嫌隙之辈也趁机诽谤，说白居易的母亲本系看花时失足坠井而死，白居易却作《赏花》、《新井》二诗，实在有违名教，使得白居易于当年秋被贬为江州（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刺史，后又被追贬为江州司马。

这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是白居易政治生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更使他的理想迅速而彻底地从“志在兼济”转为了“独善其身”。他一面挂着闲职，一面建起庐山草堂、结交僧侣道士，“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他的诗歌作品，也鲜有从前那种现实感强烈的讽喻诗，多为抒发个人情感、闲静恬淡的闲适诗和感伤诗。

元和十三年（818）冬，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到任后，率领百姓植柳种果，改善民生，受到百姓交口称赞，但却仍然保持着随遇而安的心态。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奉召返回都城长安，被任命为尚书司门员外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被任命为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转上柱国。然而尽管仕途出现了转机，白居易却不再拥有高涨的政治热情，再加上此时的朝廷朋党相互倾轧，国事日非，更使得他心无留意，只想着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

长庆二年，白居易外调的请求获准，出任杭州刺史。在杭州，他主持了修缮、疏通城中水井，以及筑堤蓄水灌溉农田的利民工程。任满调离之时，他还将治水心得写成《钱塘湖石记》，刻石以示后任，并将俸禄留在州库之中，充作公家救急之用。其后他在苏州任职，也深得百姓爱戴，卸任之际苏州父老竟相携涕送了十里之遥。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白居易被任命为秘书监（秘书省的最高长官），又一次回到长安；次年，被任命为刑部侍郎（司法部门的副长官）。大和三年春，时年五十八岁的白居易深感年老体衰、宦途多险，决心引退，遂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半隐半仕于东都洛阳（今属河南）。此后，他饮酒、弹琴、赋诗、游历，过着既全富贵，又远祸保身的“中隐”生活。大和五年，元稹去世。此后，“诗豪”刘禹锡成为了白居易新的诗友，二人“朝觞夕咏”，和诗唱酬，被世人并称为“刘白”。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白居易终于以刑部尚书的身份正式退休。

会昌四年（844），七十三岁高龄的白居易为开凿龙门八节险滩，解除舟民往来的艰险而四处游说，募集资金，并写下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之一）的诗句。

会昌六年（846），白居易溘然长逝，一颗璀璨的诗坛巨星陨落了。白居易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了洛阳龙门香山寺北侧的琵琶峰顶，著名诗人李商隐为他撰写了墓志。

白居易是唐代文坛堪称高产的作家。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取材广泛，加上他笔耕勤奋，使得他作品的数量在唐代首屈一指。他在去世前一年所写的《白氏集后记》中称自己所写的“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天他的诗作留传下来的有二千八百三十余首。

白居易的文集中所收的作品，涵盖了当时除“檄”外全部的十五种文学体裁（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表、记）。宋朝初年所编的《文苑英华》将文体分为三十八类，其中有二十五类中收录了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能够在各种文体上都有所建树，与他身为文人官僚，有大量的机会写作公案文牍是分不开的。

白居易不仅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后代文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晚唐批评家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他称为“广大教化主”，对他的推崇可见一斑。他对当时和后世文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树立了人格典范。诗品出于人品，综观白居易一生，无论是前期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主张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还是后期乐天知命，对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所进行的实践和改造，都给后代知识分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二，开掘和扩展了诗歌的领域。正如明代的江进之在《雪涛小书》中所说的，白居易“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扩多少。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取境，异事同功，名曰‘广大教化主’，所自来矣”。

第三，平易的诗风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白居易的诗以风格平易著称，这使其不但在宫廷之中，而且在民间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甚至还远播到了朝鲜、日本、越南和暹罗（今泰国）。在时间跨度上，白诗的影响也相当长远。从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苟鹤，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诗的影响。此外，元、明、清三代广有借白诗中的故事编写戏曲的剧作家，白朴、洪昇分别据《长恨歌》编写了《梧桐雨》和《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分别据《琵琶行》编写了《青衫泪》、《四弦秋》。而白诗的词句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第四，推动了诗歌体貌与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元稹曾在为《白氏长庆集》作序时总结道：“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喻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还是唐代诗人中第一位将自己的作品编集的人。他将全部诗作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律四类，其中感伤和闲适两类，在题材和主题上多有重叠，所抒发的情感也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分类的依据在于阅读对象的不同——闲适诗是昭示于世的场面话，感伤诗则是对至亲密友吐露的私房话。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白居易诗作所涉题材的广泛。可以说，没有不能入白诗的题材，也没有不能用白诗表现的内容。仕途沉浮、人事流转、生老病死，种种主题无不可以在白居易的诗中找到。梳理这些林林总总的诗作，仿佛阅读了一部详细的回忆录，回顾和总结了他的一生。

白居易正是借助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将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一加以展现，打破了诗歌创作固有的美学观，将人们对诗歌的表意和叙述能力的认定，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新局面。如果说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主要着眼于感发情兴，那么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就是着眼于记录生活。这也正是“唐人以李白为天才绝，白乐天（为）人才绝”（宋·叶廷《海录碎事》）的原因所在。而白居易的这种创作风格，给后世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无疑是不可估量的。